一般认为，宪法实施在性质上有政治性的宪法实施与法律性的宪法实施之别。

依此梯度性判断结构，我国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原告资格标准判断环节上，可以批判性地借鉴德国保护规范理论，以提升法官的法律解释技术和规范适用能力。[xix]正如有学者所言：德国行政诉讼实务上发展出一个‘相对人理论，亦即认为侵害性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当然具有诉权，而无需借助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判断。

[lii] 其次，原告合法权益实际受损是本案的基础性事实。我国的立法技术质量状况、行政审判依据体系和诉讼入口管制力度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当下确立保护规范理论单一判断标准是不适宜的。一方面，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制定价格并通过法律保障经营者的定价自主权。从2000年到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实施。笔者认为，起诉条件或诉讼要件审理对应着起诉人和被起诉人，而本案要件审理对应的则是原告和被告。

不过，既有的裁判文书显示或拘泥于后置性程序审理，或只进行了前置性形式审查，两地法院的整体性司法表现既有着类似的论证逻辑缺陷，也存在着显著的诉讼结构上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案登记制对我国的原告资格和起诉条件尤其是诉讼程序构造的制度冲击极大，理应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宪法中的文化条款在逻辑上形成了以公民的文化权利保障和国家的文化义务履行为核心、以国家的基本文化政策为引导、以国家机构的文化职权配置和文化责任承担为支撑，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文化宪法规范结构。

[43]韩大元：《十六大后须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载《法学》2003年第1期。[33]二审法院没有明确指出宪法的规定，但所运用的表述方式，则更接近于《宪法》第47条和第51条的表述。[9]杜承铭：《论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理论基础、结构形式与中国实践》，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宪法第47条虽然使用了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宪法学者对于该条的研究，从未单独使用创作自由来对其中的权利类型加以概括。

[49] (三)通过合宪性宣告实现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宪法解释权的主体又是法律制定权的主体，二者的统一使得全国人大的立法具有了当然的民主正当性和合宪性。其中，立法机关的裁量权主要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和法规的备案审查程序来控制。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月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从基本国情出发，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按照一定标准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文化权利具有自由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双重属性，也是宪法学研究中的基本共识。[32]判定被告对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损害成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向国民提供普遍的公共文化服务。

[47]该法第1条明确宣布：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积极的反传统的过程，新中国建立以来又叠加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塑造过程。[50]考虑到全国人大本身便具有宪法解释权，因此，这样的规定本身也是一种合宪性的宣告。由于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宪法解释程序法，目前关于违宪审查程序的有关规定，主要依据《立法法》第99条至第102条的规定。

以及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等等。并在所举出的6个代表性案例中，将这个案例包括其中。

[36]参见前引[23]，王德志文。一方面，作为自由权的文化权利要求国家严格履行尊重义务，避免对公民文化自由权的过度干预。

在缺乏活跃的宪法解释的前提下，通过将宪法中的原则性规定法律化的方式，也成为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然而，法律在去伦理化的同时，也破坏了家庭与社会的和谐，不得不通过司法解释和法律的修改实现对传统伦理的回归。此种合宪性或合法性宣告从辩证的角度进一步反映了合宪性判断的不活跃。宪法中的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目前主要通过发挥对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立法审查功能以及责任主体的界定功能，发挥规范效力。《刑法》中不论是总则部分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还是分则中规定的伪证罪、妨害作证罪以及窝藏包庇罪等，都没有区别对待亲属之间的犯罪和普通人之间的犯罪。[60]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立场、原则与方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53] 参见前引[39]，胡锦光、王丛虎文。

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无论是作为两种权力还是作为两种制度都紧密相连。[29]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2016〕221号)的裁判依据部分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和各级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各审判业务庭的答复意见以及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文化的制度建设以及科学文化活动的鼓励和帮助条款。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发展条款。

[30]在《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出台前，以宪法第47条规定的文化权利作为说理依据的司法判决可以找到少量的实例。但是，该章的内容并不能完全适应宪法解释的需要，从宪法解释议案的提出主体看，《议事规则》并没有赋予省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的主体地位，但是在《立法法》第46条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已经是法律解释议案的提出主体。[26]参见王锴：《论文化宪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任何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及其他自由时，都负有不得超过自由界限的法定义务。

[12]这样的修改被评价为：宣示了人伦亲情普世价值的回归，立足于权利本位赋予亲属证人出庭选择权。[11]前引[10]，孙广坤文。

由于事业本身是指系统性的社会活动，因此，国家发展国家开展国家保护等术语的使用就不仅仅是指财政经费支持那么简单，而应该包括相应的管理机构的设立、事业单位的成立、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其他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等等。[21]其次，明确了国家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从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角度看，国家义务具有多层次性[7]，人权法学者将其具体划分为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实现义务、给付义务或促进义务等[8]。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事业是一个独特的词汇，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区别，特指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非营利，需要由国家提供经费支持的系统性社会活动。

具体理由是，通过细致分析条文中包含的进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可以发现，尽管何为其他文化活动宪法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结合第22条关于文化事业的基本领域的列举，则可能包括从事或参与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建设及有关活动、以及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等。[5]文化领域的相关立法也在迅速完善当中[6]，国家在文化发展领域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正在加速转变为法定义务。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包括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如《著作权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合宪性审查机制整体上不活跃。(二)文化立法与文化执法的裁量空间大 国家机关在文化权力行使的内容、方式、程度等方面的自主性程度高。

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学术自由的文本规定。司法适用是法律解释的动力之源。

一审法院认为：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要求地方对地方性著名商标制度依照上位法进行清理，等等。